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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2019-7-26 22:20| 发布者: 杨得志| 查看: 272| 评论: 0

摘要: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,气势凛然。组图/潇湘晨报记者常立军说起江西,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“亲切感”,然而,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,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,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 ...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,气势凛然。组图/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

说起江西,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“亲切感”,然而,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,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,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,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“江湖”。江西与湖南,这对地理形态上“对称”的“邻居”,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,时而竞争,时而合作,关系暧昧而微妙,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,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,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。

撰文/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大洋洲的考古发掘,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。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。

[时间轴上的移民]

唐宋到明清,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

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,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,并非只在明朝。

大宋年间,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(吉安)的曾氏家族,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,那就是生计。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(武城曾氏42派),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,将全家从江西睦陂(江西吉安永丰)迁湖南茶陵西阳乡(綦溪)。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,在历史上很常见。

南宋时期,因为战乱,大量北人南迁,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,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,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、平江、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,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,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。而在湘南,这种情况更为突出,所以北宋、南宋迁入的江西人,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。不过长沙、常德、益阳和浏阳、醴陵等地,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,醴陵在洪武年间,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,而南宋时只有9个。南宋到明初,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。

与曾氏不同,据罗氏族谱记载,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,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。

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,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,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,非要跑到湖南去住,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。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,江西往湖南的移民,“几纯为经济”。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,向湖南的自然转移。

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,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,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,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。也就是说,粮食的增长速度,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。当然,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,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,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,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。历史上,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,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,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。

“马太效应”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,越是人多的地方,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,最后的结局,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,粮食供应不足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由官府主导移民,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。

今天的江西,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,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,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,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。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,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?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,几千年来,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,作物种类增加缓慢,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、土豆、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,两千万人,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。

没有足够的粮食,再说什么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都没意义了。

江西的开发,始于东晋南渡,晚于江浙地区,却远远早于湖南。北宋时,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,到了明朝,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,财富户口殷盛。那时,湖南之于江西,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。

明朝的移民,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,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,历史上的移民,如“永嘉之乱”、“安史之乱”以及元末农民起义,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,民众被迫南迁。洪武大移民,始于政府主动调控,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,然而,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,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。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。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,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。

[空间里的移民]

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

江西与湖南,地理上同属于“江南丘陵地区”。两者之间,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“对称性”。

两省北部都有大湖,在湖南是洞庭湖,在江西是鄱阳湖,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。从地貌上看,湖南是三面环山,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,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,中部丘陵起伏,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,两省不仅纬度相同,地貌也出奇地类似。不太相同的地方是,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,一峰突起,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。

湖南简称“湘”,江西简称“赣”,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。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,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。在湖南,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,在江西,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、抚河、信江、饶河、修水五大河流,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,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,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,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。

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,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、赣州盆地。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,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,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,湘江所经过的盆地,有衡阳盆地、长沙盆地、湘潭盆地,支流有浏阳盆地,这些盆地,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。而规模庞大、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,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,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,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。

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。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,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,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,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“生活复刻”。

两个空间之间,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,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、连云山、九岭山、武功山、万洋山等高山阻隔,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,南昌—平江,瑞州(高安)—浏阳,庐陵(吉安)—攸县,袁州(宜春)—醴陵,从南宋到清朝,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、浙、皖、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。或停留在湘东,或者一路向西,进入湘北、湘中、湘西、湘南地区。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,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“对称性”

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,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,最明显的应为气候,虽然是同一纬度,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,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。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,可以阻挡寒潮,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,地势相对较低,暖湿气流更易进入,湖南则恰好相反,北部无高山,寒流侵袭可直入,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,寒流阻滞不前,暖湿气流难以进入,因此,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,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,而湖南南部,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。寒流来时,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。

从江西到湖南,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,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。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白鹭洲书院,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。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科举,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。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。

[标本化的移民]

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

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,庐陵是哪里?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,西汉时属豫章郡。

湘东一带乃至湘中,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,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,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。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,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。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,这里不仅有曾氏、罗氏两家的宗祠,还有两家的合祠“萃合堂”,曾罗两姓在此繁衍、联姻,已成世代之好。祠堂前的空地上,树立着两块碑,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。曾罗两氏,历来重视文化传承,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。

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,他们自山东迁来后,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,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,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,也不在少数,曾国藩的那一支,就是从永丰迁出。这一点,也在《大界曾氏五修族谱》中得到证实。

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,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,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。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,在迁徙的过程中,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,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,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,这一点,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。

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,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,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。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,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。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,亦断自罗崱。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、著名诗人杨万里在《四库全书》中留下《诚斋文集》,并断言:“罗氏,皆豫章别也。其在于晋,君章(注:罗含字君章)以文鸣降;及五季,则有江东公(罗隐号“江东生”),今庐陵之罗,其后也。”明确庐陵(吉安)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。

如今的吉安,湖南人曾经的故乡,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?

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,与株洲市南部接壤,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,一山分水,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,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,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,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。

山那边的吉安,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,是一座怎样的城?

我们在吉安,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“清新”,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“治愈”,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,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,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、禅宗广布,吉安名人辈出,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,无愧于历史上“江南望郡”的称号,故乡如此之美好,让我们深感宽慰。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陂下古村少有人住,蕨类植物生长茂盛。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,在村中备受尊崇。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,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。

[古村落里见“江湖”]

江西更纯粹,湖南更多元

如果有人问,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,我会这样回答:江西比湖南更有“古意”。

这种“古意”,以古村、古城、古树、古楼、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,在某些场景中,我们甚至会有一种“身在古代”的奇妙体验。

此次,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。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,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,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,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。

进入陂下古村,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,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,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~900年间,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,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,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,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。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“藏风”、“得水”、“乘生气”几个要求,除了形局佳、气场好,还要山清水秀、环境宜人,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。江西是森林大省,古树名木随处可见,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,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。

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,但相比于江西,不仅数量上要少,格局上也有所改变,不再是最初的模样。江西的古村,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,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,祠堂原有36座,现存25座,古井有18口,牌坊四座,古建数量极为庞大,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,为胡姓宗祠,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,祠堂门口是“朝天门”牌坊,气势凛然,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,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,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。

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,为“魁星点斗”,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。

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,江西人极重名节,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,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,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,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,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“柱国名宗”,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,已成国之栋梁。“南极星辉”是为男人祝寿之意,还有比较生活化的“万紫千红”、“焕然一新”、“庭园秀色”、“春暖”、“芝兰其室”,吉祥语类的“常青”、“旭日东升”、“前程似锦”、“彩凤呈祥”,玄幻仙境风格的“紫气东来”、“华光普照”、“光射斗牛之墟”;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“光前裕后”、“运启文明”、“维新标贤”、“德令昭光”,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“风华正茂”,还有一处大户人家,字匾上写的是“率真”,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。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“曙光”,大概和“旭日东升”的意思差不多吧。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“敦伦”的民居,如果不经意,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“伦敦”,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。

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“中国建筑是内向的”。陂下古村即是如此,村中古建筑众多,巷道皆为封闭式,只留四门进出,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“整体内向”的建筑群,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。

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,这种体系集聚积、沉淀、净化、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,被称作“五水朝东”,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,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,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,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,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。

村中尚有古墓,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,墓建筑得古朴精致,与自然、民居融为一体,一点都不显得突兀,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,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,随着移民的大潮,被带到了各地,湖南的古村落,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,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,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。

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,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。

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,此处山水极美,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,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,千古名臣,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,时光流转,唯有浩气长存。读书,出仕,成就理想人格,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,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。

湖湘地理丨很多湖南人族谱上的“庐陵”,到底是什么模样

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,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,站在遗址前,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。

“移民圣地”瓦屑坝:南方版的大槐树

北人南迁,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。

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(yuè)墓志,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。五代以前,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,五代以后,则多来自江西。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,看似平淡,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,翻山越岭,历尽艰辛的历程。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“信史”,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,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,其他的各种细节,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,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,在世间流传。

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

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,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“瓦燮坽村”的地方,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,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,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。“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”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,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,正中写着“移民圣地瓦屑坝”。

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,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,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,因而得名瓦屑坝。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,吉安、宜春(袁州),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。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,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,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,前往湖广地区,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“大槐树”的符号记忆效应,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,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。

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,它在湖边。

开始的路很好走,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,一路美景。快到瓦屑坝时,村里正在修路,遍地的泥水和坑洼,我们艰难行进,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,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。到达瓦屑坝遗址时,我们的车已成泥车。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,之所以叫瓦屑坝,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,眼前是交错的河汊,先民们曾在此上船,去往未知的远方。

岸边草丛中有“庭璜公庙”,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,是村中胡姓先祖。如今,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,有祠堂一座,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,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,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,湖南的也有,但比较少。

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

乡关何处?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,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,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,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。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,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。

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。

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,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,证明与山西洪洞“大槐树”相关联的移民传说,“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”,并且,“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,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、添加、黏附的过程”,也就是说,遍布华北大地的“大槐树”移民传说,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。

那号称“南方版大槐树”的瓦屑坝又如何?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?

既是历史学家,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。他通过大量族谱与《明实录》的比较,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,其内容可与《明实录》相对应。这就意味着,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,是基本可靠的。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,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。

据曹树基考证,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,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,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,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,然后再登陆分散。

瓦屑坝移民是史实,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,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。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,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“共识”和“集体记忆”,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,时至今日,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。

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,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“自我身份认同”,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。而从具象到抽象,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,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。

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,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,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。说起湖南移民,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,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。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,粮食不够,容易造反啊。每个家族五抽三,三个抽两个,必须走。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,家族势力也大了,难以管理。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,二是把经济搞上去。

对于移民,他的解释并不是很“学术”,却更加朴素易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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